[15]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规制行政裁量，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方达到了最佳状态。同样，这种手段和工具的运用也可以为恶，执法者同样可利用法律赋予其裁量空间为自己滥权、偏私服务。

因此，行政主体为防止裁量权滥用而对裁量权行使加以适当、适度自我规制虽属必须，但这种自我规制绝不能过分、过度。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裁量权，是基于他们了解、掌握或能够了解、掌握相应行政管理事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了解、掌握或能够了解、掌握相对人本人及其家庭的各种相关信息，但是，在实际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并不一定了解、掌握各种相关信息，而且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也不一定会积极、主动去获取信息。（2）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对于这种情形，可通过责任政府、公众参与、社会舆论监督加以制约，通过立法、司法和其他法律规制予以制约。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由于是行政主体自己创制、实施的规制，不需要立法机关动用立法资源为其制定规制规则，多数情况下也无需司法机关动用司法资源为其制裁违反规制规则的行为。

此外，现代公开、透明的行政程序规则也会使放纵下属违反行政规制的官官相护行为难于行得通，乃至不可能。显然，程序规制既是行政裁量外部规制的方式，也是行政自我规制的方式。这种情形引发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宪政传统的国家里，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足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在此情形之下，究竟应如何确立那种有赖于宪法安定性的宪法权威，进而确立起又以宪法权威为表征的宪法秩序，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的担忧。

尽管中国宪法主题极为丰富，但常识性与根本性问题还需要做出回答，当然，立足于不同的研究取向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挺进到西方规范宪法与制度实践当中本身值得肯定，因为对西方规范宪法的生成条件进行细致分析进而总结出规范宪法的一般原理，就是一种知识甚至思想的贡献，但规范宪法学者往往只把西方规范宪法的结果直接拿来作为中国宪法规范发展的目标，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偷懒，而且俨然成为了西方规范宪法的贩卖者。亦可参见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规范分析方法中的价值实证，它表达着法律的合法与非法问题，体现着规范分析的价值之维。

林来梵教授首先揭示了中国宪法规范面临的第一个悖论：在当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像宪法这样重要，也没有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像宪法这样不重要。具体而言，要实现立宪主义，权力持有者和权力对象双方都有必要从那种专制主义统治技术的传统习惯中觉醒过来，而宪法仅仅具有法律效力还不足以成为成活的宪法，它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怀抱里成长。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政治宪法学内部都主张政治宪政主义，但在陈端洪博士与高全喜教授之间，存在着对政治宪政主义的不同理解。[66] 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以研究假定、论证（逻辑）、论题指向与论证策略为核心》，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政治宪法学的代表学者之一陈端洪博士已经发现执政党在中国主权架构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实际上为把有关执政党的各项规范性文件纳入中国宪法渊源或宪法形式之中作出了初步的学术准备，宪法社会学者也已经将各种政治惯例或宪法惯例、《党章》等作为了中国真实的宪法规则，强世功博士甚至将宪法学说也作为了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渊源类型之一，但这些研究既没有对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作出清晰界分，从而仍然处于混同使用状态，也没有对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进行体系化的归总。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宪法学说不仅是处理央地关系的不成文宪法，而且也是统摄与规制整个国家事务的重要宪法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宪法形式乃为促发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杠杆[39]，这样就使得中国宪法实施的意识形态色彩颇为浓烈，对此，笔者曾将中国宪法实施概括为以国家利益为根基与本源、以执政党对国家整体情况的判断为引擎、以党政决策系统为制度通道的宪法实施方式。其二，对中国宪法权利的保障机制也缺乏符合实际的深入分析。[4]说中国宪法获得了实施，是因为执政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前四个根本法，也加强了法制建设和权利保护。有些批评也欠公允，比如对政治宪法学只重视宪法序言的批评，重视宪法序言难道不是重视宪法文本吗？或者反过来说，规范宪法学是怎样重视宪法文本的？是更重视宪法文本中的宪法权利与义务吗？如果是，这难道与政治宪法学重视宪法序言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吗？在寻求解决中国宪法学研究所存问题的对策中，林来梵教授指出：中国宪法学最终还是需要依托一个更能体现规范主义精神的宪法文本，这就是我所言的规范宪法。

[19]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入手，喻中博士发现了真正有生命、有活力[20]的中国宪法，或者说，规范中国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体系，实际上蕴含着七个理论模式。对宪法社会学的要求是要更加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践，在经验与实证层面提炼出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多种面相[72]。

如果要准确解释中国宪法实施样态，既要先行解决中国主权架构或政体结构、中国宪法权利的属性与内涵、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等根本问题，也同时需要对中国宪法实施的层次划分，在此基础上，政治、社会与法律并举，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形成学术合力，既能为解释中国宪法实施问题奠定坚实的学理前提与经验基础，也能为创生中国宪法学研究新格局与新气象提供学术可能性。依托这样的学理认知与研究方法，可以认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仅存在着中国宪法实施事实，而且还形成了相应的中国宪政秩序，这就是强世功博士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33]。

而从形式主义的宪法学看，《党章》仅仅是规范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党规党法，并非国家的法律文件，更不是宪法性法律文件，但就其在中国宪政生活中发挥的规范性作用和地位而言，其真实效力甚至比成文宪法还重要，因此，从实效宪法的角度看，党章作为规范性宪章，就其内容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而言，必须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76]这种研究状况既表明了中国宪法学对该问题研究的薄弱与混乱，也说明中国宪法学研究缺乏理论体系的支持，最终也只能处于碎片化的研究状态。[6]所以，宪法学研究当然离不开对主权的讨论，这样卢梭与西耶士的主权与制宪权理论就必然进入陈端洪博士的研究视野，这就是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性视角。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71] 参见杨念群：《中国的另一个近代》，载《读书》2012年第1期，第27—28页。[11]既然高全喜教授的核心关注在于中国的立国与新民，在于面对中国的利维坦时刻通过政治宪政主义实现对绝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节制，在于开启出中国现代宪政的日常形态进而形成优良的政治与法律的逻辑，那么就必然会在研究资源上倾向于英美的经验主义，试图从英美的宪政发展过程抽象出政治宪政主义的一般原理，从而将之适用于中国问题，在研究方法或进路上也会倾向于从外部的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在研究框架上也会选择政治与宪法相互建构的关系逻辑。

[47]以政治自由主义宪法及其实施方式为标准来衡量与判定中国是否存在宪法实施，所获得的恐怕只能是否定性结论。[50] 林来梵，注44引书，第265页。

）若要以实例来说明的话，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近期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学者关于中国宪法实施制度经验研究的成果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毕竟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着宪法实施。

[56] 参见林来梵，注44引书，绪论，第10页。[25]实际上，党政联合发文既说明着执政党的行政化事实与倾向，也透露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居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只要亲近哪个国家机构，该机构也会因此表现得相对强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的延伸而已。

[84] 林来梵，注83引书，第22页。针对普通公民可提出是否参加了选举、是否参加了相关组织、是否对某项公共事务发表了相关意见、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质询是否得到了答复等问题，若做肯定回答，就说明宪法典或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也在最为纯粹的经验层面表明了中国宪法的相关内容得到了实施，反之亦然。根据对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相关文献的阅读与梳理，笔者从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列举（见下表），从而为解释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做出相应的学理准备。[4] 参见陈端洪，注1引书，第281—294页。

[45]第二个悖论实际上从生活事实层面使得由第一个悖论所蕴含的中国宪法规范权威性缺失之弊病愈加雪上加霜。[63]受这种问题意识的驱使，林来梵教授亦在其《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讨论了规范宪法的保障制度，晚近林来梵教授主编的《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则是对规范宪法的保障制度更为精细化的论述与解释。

[42]对中国宪法生活的描述与阐释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宪法实施的刻画，所以，在研究假定、研究假定、研究资源、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结论等方面就存在诸多的共性，或者说，共性多于差异，这样就使得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存在更多的分际。（3）为此自然被推定为值得予以保障、并得到保障。

林来梵教授在引述了凯尔森关于宪法功能的解释[62]后引申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外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就是根据凯尔森所言的第一个功能而建立的，即：与其说宪法的存在是为了给各种立法提供立法基础，倒不如说而是为了审查各种立法提供规范依据。[32]既然一国的真正宪法是不成文宪法，并且在一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成文宪法与宪法实践背离的问题，因为成文宪法无非是不成文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化解中国宪法规范所面临的第一个悖论，首先要进行的学术工作乃是对规范宪法内涵的解释与阐述。[83]中国宪法学研究是包括规范宪法学在内的各类宪法学研究模式的总体，所以，对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的把握就应该是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71]这样，若准确解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宪法学者的自省与开拓更为宽广的学术空间，其中，对规范宪法学的要求是小心、认真对待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不可贸然作出预设。就中国宪法权利属性的讨论，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7]强世功博士所发现的四种中国宪法渊源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构成了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样态：规范性宪章是中国主权实际运行的体现，即政治问题的实质决断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民主协商之后所作出的政治决定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背书，从而将党的政治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成文宪法意义上获得最高的法律效力，在这样的宪政结构中，全国人大必然要履行橡皮图章职能，它是一种法律正当性的赋予职能，如果没有这个法律图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就缺乏合法依据。这或许就是谢晖教授所主张的在法律自身的实践中寻求行动中的法律，其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追寻某个时域中法律运行的实践效果问题，因此，这种研究仍然是内部视角的社会实证，而非外部视角的社会实证。

[18]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强世功博士的研究取向比较复杂，这里只是依据其相关的宪法社会学文献做出梳理与解释，其复杂的面相需另行撰文再做相对详尽的描述与评论。并且，政治宪法学的种种特性集中体现在对中国主权结构的解释中。

这两个吊诡的命题之所以均可成立，是因为前者揭示了一个应然的规范要求，而后者则道破了一个实然的客观事实。[61] 谢晖，注58引书，第39页。